从历史中走来的北大政治理论课（1949—1992） ——四位老燕大人的口述史整理

 

人物简介：

冯瑞芳：1928年4月—2021年7月，广东顺德人，1948年9月入读燕京大学教育系，1952年9月到北大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工作。

王隽彦：1928年7月，山东人，1947年9月入读燕京大学经济系，1951年9月燕京大学毕业留校，1952年转入北大经济系工作。

姚曼华：1928年11月，浙江吴兴人，1949年9月入读燕京大学哲学系，1952年9月毕业到唐山交大，1957年4月调入北大工作。

李庆聪：1930年7月，沈阳人，1949年入读燕京大学教育系，1951年提前毕业，留燕京大学任政治课辅导教师，1952年转入北大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工作。

 

一、从燕大到北大

 

几位老师是哪一年来北大的，请问那时的政治理论课是什么情况？

冯瑞芳：王老师是1951年燕大毕业，1952年转入北大，她是经济系的。李庆聪是1951年燕大提前毕业，1952年转入北大。我是1952年毕业，毕业时刚好院系调整，我就分配到北大，所以我们讲，只能讲1952年以后的一些情况。据我了解，1952年那时候在北大，设有四门的政治理论课，一个是中国革命史，一个是马列主义基础，一个政治经济学，一个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。当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是由系里头负责的，没有单独成立一个公共教研室，中国革命史是独立的，我跟李庆聪两个是在中国革命史教研室，我毕业以后就从事这方面工作。另外当时还有一个马列主义教研室，当时还有十几个人吧，目前还在北大的没几个了。

李庆聪：解放后，为了加强政治思想教育，教育部通知各高校建立讲授公共政治课的组织。燕京大学党总支委员会决定抽调燕大的党总支委员、分管宣传工作的张世龙同志担任主讲教员并筹组教学班子。为此从化学系、社会学系及教育系各抽调一名学生团员担任辅导工作，我是其中之一。当时政治课是在办公楼礼堂上大课，上学期讲“社会发展史”，下学期讲“中国革命史”，教材有艾思奇的《社会发展史讲义》、胡乔木同志的《中国共产党三十年》、华岗的《中华民族解放史》等。1952年高等学校教育改革，几所高等院校合并调整，成立了“新北大”。十月份，教育部发出《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》，根据这个通知规定，从1952年起学校开设了相关的政治理论课程。为了加强“中国革命史”课程小组的领导力量，当时从文化部办公厅抽调了一名老同志——张凌青担任主任，副主任为原北大学生会主席、党委委员许世华同志。此外还有岳麟章、张俊彦、陈哲夫、田昌五等十多人。其中萧超然同志1951年被派到人民大学进修“中国革命史”。在教学中为了提高教学质量，抽调业务较强的同志统一编写讲稿；较弱的成立互助小组，分析学生思想动态、研究讲稿、观摩教学，就这样，教师队伍壮大了，领导力量加强了，一切走上正轨。

姚曼华：我是燕大1952年毕业的，当时已经是三校合并，就是辅仁、燕大、北大的文科合并。快毕业的时候，当时在哲学系，没有考虑直接留在北大，后来我就分配到唐山交大，现在叫西南交通大学，在成都。唐山交大让我们教党史课，其实我们学的是哲学，都是赶鸭子上架。到了那里教党史课，后来就送到人大进修两年，1953年到1955年，回校以后就开课，按照在人大学的老师给的讲稿，就按照这个讲稿讲就行了，再后来，1957年我来的北大。

 

二、去党校、人大进修

 

几位老师是哪一年去党校、人大进修的，请问当时情形如何？

姚曼华：我是燕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，但毕业的时候我们这些入党的积极分子就都被分配到教党史课去了。我们一点基础都没有，真的，1953年就去人大进修了两年，听何干之他们讲，把他们的讲稿拿回去，后头再自己慢慢地一点点地研究。那时候全国的大学大概都是何干之的讲稿。人大办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班，两年，出来呢就是研究班毕业了，然后回家呢就讲课。我们都是带着工资去的，学校送去的。基本上全国各地大学的思政课教员都是送到人大去学习。我在唐山交大嘛，我是第一个派出来进修的，第二年又派一个，第三年又派一个，所以我们当时讲的政治课都是人大的版本。

冯瑞芳：当时学校党委有一个决定，就选派一些青年教师到党校和人大去学习。我是1954年2月份去的党校，当时不叫党校，叫中央马列学院，后来改成中央党校。当时学校党委派了我和龚理嘉去中央马列学院，龚理嘉是经济系的。因为我是从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去的，所以就去学中国革命史。当时马列学院有一个单位，叫师资训练部，就是从全国各个高校选派青年教师去培训，我跟龚理嘉两个人就参加师资训练部。我们当时算年纪比较轻的，还有一些年纪大的，30、40岁就是老革命了。到那里去本来是要我学中国革命史，学党史的，当时党委考虑到哲学青年教师少，要我改学哲学，所以我是去了那里才学的哲学。当时师资训练部有党史，有哲学，有政治经济学，几门政治课都有，我就根据党委要求参加了哲学支部。当时有苏联专家讲课，按照苏联那套体系，讲辩证唯物主义、历史唯物主义。另外还有国内一些专家如艾思奇、胡绳和孙定国这些老的理论家也来讲课。我们在那儿待了两年，1956年2月毕业了，我就到了哲学系。我们那批去了以后，后来张俊彦也去了，他是五班，我是三班，他比我晚两年。因为当时党史有专门的教研室，马列主义基础有专门教研室，哲学和政治经济分的系，所以我从党校回来分到哲学系，然后给经济系和历史系的学生讲哲学。

李庆聪：为了提高教学质量，首先需要认真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。我们轮流被送到中央党校和人民大学进行培训。我是1955年至1957年在人大马列主义基础研究班进修的，同去的还有季国平、黄美复等人。崔懿华同志比我们早就去人大进修了。毕业后返校，时值1957年反右高潮，又有1957年12月高教部的通知，各校暂停四门政治课教学，一律下放基层，参加生产劳动。我们北大下放到门头沟革命老区斋堂及清水等镇，一年后返校恢复教研室活动。

 

三、政治理论课的教学

 

建国后北大政治理论课也经历了很多变化，请问当时教学是什么情况？

冯瑞芳：当时中国革命史教研室有一位老师专门负责写讲稿，叫张俊彦，现在人已经不在了。所以当时就由他负责统一的讲稿，另外老师就以他的讲稿为基础，再补充一些材料自己发挥，当时是这样讲课。所谓中国革命史实际上讲的是党史，按照党的不同历史时期这样来讲，土地革命时期，抗日战争，解放战争这么来讲。我从党校回来，就在历史系和经济系讲，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，就是苏联专家讲得那套东西。后来到1958年左右，学校又有一个措施抽调一批高年级学生出来当老师。那时人手不够，哲学系有本系的课，还要面对全校。从60年代我就没讲大课，我就给哲学系里头讲基础课，给一二年级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。后来马列教研室又经历了很多分分合合，到1988年学院成立前我就退休了。

王隽彦：我在北大工作37年吧，20多年是属于经济系的，回到马列主义教研室是1978到1988，然后退休，就十年。我可能记得不准，反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经济系的时候，就有对全校政治课的这样一个组，叫外系组，就是给别的系讲课的，有十几个人，这是马列主义教研室以前在经济系的情况。我在外系组待过，也教过本系的，本系主要是在1957、1958一直到1962年。这个外系组在文化大革命刚刚过，那是六几年吧，可能是1971、1972年，这个组很兴旺，在经济系什么大人物都来了，一个是蔡次明，蔡次明都在我那儿当过教员，蔡次明跟我是燕京同班的，他在区县当过头儿，后来还是回教育部了。我的记忆力不好，说错了就说错了，我的记忆力比较完整的在马列主义教研室是1978到1988我退休的时候，这中间也有一两年是在马列主义教研室，有三四年，就是1974到1978是分到数学系，数学系是跟黄见秋、李士坤他们走的。总之吧，就那几年是各自为战，没人讨论，除了讲经济学，还讲《反杜林论》，成全能的了，但是被迫的全能。

姚曼华：那时候是分到各系去了，各系管，但是这个时间还是很短，我想大概有两三年吧。基本上还是我们当时有一个党史教研室，正经有一个真正的教研室，大家在一起备课啊，讨论啊。开始的时候是一起备课讨论，后来时间长了也就不怎么一起备课讨论了，都是在家里自己备完课。有时候教研室偶然有人去听一下课，一般完全上手了，听课的就很少了，很少来检查你的课。但是教研室总是一个礼拜要开一次会吧，开会一般内容我也有点记不得了，反正跟学术上关系比较少。基本上开会的内容就是你的班是怎么搞的，你是怎么提高学生上课的兴趣的，这些方面的交流比较多。我们那个时候上课，比方说化学系，他这一年招的是200学生，就把你派到化学系讲这个课，化学系200学生我一直从头讲到底，从建党开始我一般讲到1949年吧。

请问以前上课的教材是自己编写还是有指定的？

冯瑞芳：以前都是用艾思奇的，用党校的，后来就自己编教材。哲学教研室负责编是三个人，谢龙、高宝钧和冯增铨，冯增铨已经调走了。谢龙他们是1972年才来的，原来谢龙、高宝钧、徐明都在哲学系。所以1979年开始编教材，他们三个人负责，我也参加一部分，我参加历史唯物主义那一部分，还有一些人参加。

姚曼华：也做一点研究，但我们没有很多资料，看不着很多资料。研究基本上就是研究这个人的讲稿、那个人的讲稿，像胡华的，基本上就是研究讲稿，我们讲课那时候基本上就是看别人的讲稿。

 

四、马列教研室的分分合合

 

 从建国后到学院成立，马列教研室的机构设置、人员状况历经变化，请问能介绍一下基本情况吗？

冯瑞芳：我1952年到北大，那时开设了四门政治理论课，到了1964年，学校党委就决定，把这几门政治课独立出来。原来不是有两个教研室嘛，1964年7月就成立一个叫“北京大学公共政治理论课教研室”，里头分三个小的教研室，哲学、政治经济学和党史，这三门课集中起来了。当时负责人就是学校的党委副书记谢道渊，兼任大的教研室主任，钟哲明兼教研室副主任，实际工作是由钟哲明负责，他当时是宣传部的副部长，还有几个副主任，徐淑娟代表政治经济学，我代表哲学。后来到1966年春天，文革前又把我调回哲学系了。这个教研室在文革中停止了教学和科研工作，文革后就解散了。到了1972年7月，要恢复教研室了，当时还叫马列主义教研室，原北大宣传部副部长杨文娴担任直属党支部书记，萧超然是教研室主任，我跟王隽彦副主任。1974年6月，学校党委又把我们解散了，把教员分到各个系，每个系三个人。党史一个、哲学一个、经济学一个。因为我当时生病了，就没有分下去，我留在资料室给他们编点东西。马列教研室变成了“留守处”，杨文娴同志负责看守。这个又过了几年，到1977年，又恢复了，教研室主任还是萧超然，杨文娴是总支书记，我跟王隽彦是副主任。平平安安地过了几年，到了1985年又解散教研室，又回到系里头了，回到系里头我们整个教研室回去了，当时哲学系已经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研室了，所以我们回去必须叫第二教研室，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教研室，主任是徐明，副主任是李士坤。然后一直到了1992年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。1992年学校党委做出了《关于建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决定》，由学校党委副书记任彦申兼院长，钟哲明为常务副院长，徐雅民、钱淦荣为副院长，赵存生为党委书记。

 

五、融洽的师生关系

 

 请问那时的师生关系如何？相互之间密切吗？有些什么好的做法？

冯瑞芳：我觉得当时跟学生关系是很好的，比方说开始的时候，给学生做辅导。我当时从中央马列学院回哲学系，头一个学期就跟汪子嵩，我们深入到学生宿舍去，在学生宿舍给他们进行辅导，学生有什么就问，我们认真解答，所以跟同学关系非常好。上课不是仅仅在课堂上那点时间，还有很多课下的交流、辅导。当然那时候人比较少，一个班也就几十个人，所以都比较熟，甚至家里有什么事儿都能够交流。包括当时我们的研究生，80年代带的那些研究生，那时学生也比较少，他们家庭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问题，除了业务上沟通，其他问题也愿意跟我们讲，师生关系很好。我们那时候上课班也比较小，几十个人，全是认识的。哲学本系的，最多有四五十个人。讲公共课有时候两个系，人就多了，有的时候就一个大系。我最早讲革命史的时候，是在物理系，现在好多物理系的学生见到我们都还是比较亲切。

姚曼华：我们起码一个礼拜起码要到学生那里去三个晚上，所以能交得到朋友。我们那时候政治课教员还要做思想工作呢。就让他们信共产主义，信马克思主义，就在底下做工作。你课堂上讲的听不进去，我在底下再给你补点课。一般我们和他们年级的班主任联系很紧密的，有一个学期我就上化学系的课了，跟化学系一块儿活动，到化学系一共去了三个教员，党团活动什么的都跟他们一块儿。我们下到学生宿舍，跟他们谈一谈，提高他们的兴趣，讲一些其他方面的小的故事，比方说瞿秋白与杨之华的故事什么的，用这种办法来吸引他们。还要做一点思想工作，比方说学生之间有矛盾了，跟他们谈一谈，为人之道啊，什么都谈。作为思政课老师要做同学们的思想政治工作，组织上有这个要求。1971年从干校回来，我们都不住在家里头的，住学生宿舍。那个时候和国际政治系在一块儿，就住在国际政治系学生的宿舍，和国际政治系的学生打成一片，跟现在完全不一样，真的，你们想象都想象不出来。

 

 

作者简介：王　强　北京大学内控办公室副主任、马克思主义学院原党委副书记 讲师

     赵　诺　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 助理教授

前期采访：魏波、赵诺、谢超林、李茹佳、黄龙、孙振鹏、杨锐

录音整理：谢超林、李茹佳、黄龙、章天彧

后期文字整理：王强、赵诺